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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为你读书”栏目重点推介了《黄旭华画传》一书，讲述黄旭华“潜”心铸重器的人生故事。上周为您分享了第一期，今天给您带来后续精彩。

　　第二期

　　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求学之路，黄旭华明白，只有用先进的科技，造强大的武器，才能捍卫祖国的尊严。出身于医生世家的黄旭华原本是立志从医的，可是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道路：“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3044am永利集团制造专业，开始毅然追寻“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梦想。

　　01 “我要学造船”

　　黄旭华到达坪石，在中山大学与大哥重逢数日之后，他又坐火车启程赶往桂林，追寻他梦想中的桂林中学。1941年9月，黄旭华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该校理科班的一名高中生。

　　这所创办于1905年的中学，汇聚了众多有名望的教师。柳亚子的女儿、时任宋庆龄的秘书，我国著名翻译家、后出任过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等政府要职的柳无垢，曾任黄旭华的英语老师。柳老师在课堂上带来很多时政要闻。她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令黄旭华记忆深刻。曾任大学数学教授的许绍衡通过讲授代数课，把黄旭华引入数学这个学科，也为他日后报考“国立交通大学”奠定了理科知识基础。

　　进入桂林中学后，黄旭华仍然没有找到“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在抗战后期，作为抗战大后方重要城市的桂林，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敌人的飞机一进入广西，桂林的警报声就响彻天空，同学们收拾好书包就往城外跑。黄旭华和同学们躲在城外的山洞里，如果这一天警报不解除，他们就要一直待在山洞里。每次跟着逃难的人群仓皇跑入山洞时，黄旭华心里就涌出一股怒火。这怒火中夹杂着一种屈辱的悲情。

　　一直流浪求学、不停躲避敌机轰炸的遭遇，让中学时的黄旭华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生活在自己家乡，而是到处流浪。祖国那么大，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战争带给黄旭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如果学医当然很好，但是我要救国，当时有句话叫‘科学救国’。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

　　1944年6月，在炮火与轰炸中艰难读完高中三年课程的黄旭华，正临近毕业，也是第四次长沙会战之时。中国军队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被迫撤退，接着长沙沦陷让临近湖南的广西形势愈加危急。桂林中学已经来不及给毕业班安排会考，只得仓促拍完毕业照、发放临时毕业证，宣布学生们毕业。黄旭华和同学们也因此失去了通过会考报考大学的机会。

　　02 辗转北上追寻“东方的MIT”

　　立志学习航空和造船来“科学救国”的黄旭华，当时最向往的大学是有着“东方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国立交通大学”。战时的“国立交通大学”，已经从上海西迁到重庆。黄旭华与几位有共同理想的同学，又一次踏上辗转求学的道路。

　　▲国立交通大学(1942-1946重庆总部)，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交通大学总部从上海转移到重庆九龙坡。此时期，交大开展院系建设。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入交大组建造船等新专业，创办电讯研究所。

　　1944年7月，黄旭华与同校的几位同学从桂林坐火车，前往第一站柳州。在黄旭华的记忆中，火车到了柳州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提行李的、拖家带口的人群向火车站蜂拥，拥挤着爬上火车。整个火车座位上、走道上甚至门口都堵满了难民。

　　在拥挤的人潮中，黄旭华手中只留下一个小提包，其他的行李迫不得已全部扔下，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却被堵在了门口。旧式的火车，车门处都有一个阶梯，黄旭华就坐在外挂在车厢门外的台阶上，跟着逃难的人们匆匆离开柳州。火车在白天行驶时，他的处境相对安全。到了晚上，以防睡着掉下火车，黄旭华急中生智，把穿在身上的长裤脱下来，一头绑住身体，一头绑住铁扶手，把自己死死地固定在阶梯和扶手上。

　　火车开到了贵州的独山，就无法再往前走了。这个位于黔南的县城，距离贵阳的直线距离还有100多公里。几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在这个地方滞留了两个星期，才最终买到车票，坐上一趟长途汽车前往贵阳。

　　此时，他们向往的“国立交通大学”还在300多公里之外的重庆。一群怀揣报国热情的学生，又一次受到了命运的眷顾。黄旭华和同学们搭上了一辆去往重庆的军车。坐上车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一辆运送炸药的军车。车厢里是一箱一箱的炸药，而黄旭华和同学们坐在炸药箱上，就这样在路上颠簸了一个星期，最终到达他们向往已久的重庆。

　　就像此前一路辗转的求学路上，黄旭华不断错过学校报考期限一样，这一次他又遗憾地错过了大学的考期。幸运的是，当时的流亡学生可以先进入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县白沙镇临时开办的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这个先修班，给了黄旭华暂时的容身之地。

　　这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组成的先修班，在国难之下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这里的学生都曾亲历了日军侵略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惨状。他们怀抱着满腔热血，与黄旭华一样，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到知识，实现“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

　　在先修班读书，全部是公费，不用学生交学费，吃住费用全免。黄旭华很珍惜这样宝贵的机会，在班上学习非常用功。一年后的194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校的保送机会。

　　“国立交通大学”这所当时在科学技术领域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术殿堂，在黄旭华心中是神圣而遥远的。以至于当真正有机会填写被保送大学的名字时，他竟然没有勇气填上“国立交通大学”的名字，只填上了一个中央大学的航空系。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国立交通大学”开始了招考期，他又鼓起勇气报考了这所大学的造船系。很快，先修班的保送通知来了，他被成功保送到中央大学的航空系。同时，“国立交通大学”的招考也发榜了，黄旭华名列造船系第一。两个都是名牌大学，两个都是可以实现他“科学救国”志向的专业，他异常兴奋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索起来。

▲国立交通大学1945年度招生报名单

　　最终，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有着深厚感情的黄旭华，选择了“东方的MIT”。1945年9月，黄旭华终于走进了令他心心念念的“国立交通大学”。

　　在黄旭华走进大学的前一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03 在交大书写青春之歌

　　1943年，我国著名3044am永利集团设计师和3044am永利集团学教育家叶在馥邀请辛一心、王公衡、杨仁杰、杨槱等一大批英美留学回国的高级造船人才加入“国立交通大学”（简称“交大”），创办中国大学的第一个造船系，教学方式效仿麻省理工学院，采用相同的教材。

　　黄旭华在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回忆初入大学的印象时说“第一天到交大上课，我一看课本全是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也是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作答，当时我的头都大了。”他只能加倍努力学习课程，大学时期养成的严格、严谨的习惯让他在此后的科研岁月中“终身受益”。

　　在交大的四年，黄旭华跟随叶在馥、辛一心等诸多造船专业大家，系统学习了西方先进的3044am永利集团制造领域的理论知识，为他日后参与研制中国的核潜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立交通大学”校园里，黄旭华喜欢打球、音乐、舞蹈。少年时的文艺表演天赋，更是让黄旭华在“国立交通大学”有了用武之地。

　　不久，一个名叫“山茶社”的进步青年学生社团在交大成立，通过进步歌曲及舞蹈的传唱演绎，让青年人得到思想熏陶与政治启蒙。有一副好嗓子和表演天赋的黄旭华加入了“山茶社”。他担任合唱团的指挥，也是社团的活跃分子。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正是发轫于此。

▲上海解放后，“山茶社”社员在交大校园内合影（前排卧者为黄旭华）

　　抗战胜利后，“国立交通大学”陆续迁回上海。本是举国欢庆之时，国民党却发动全面内战，让国家和人民再次陷于战火之中。在国民党统治的各大小城市，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1946年冬，迫于经济压力，国民政府教育部压缩教育经费，下令取消“国立交通大学”航海、轮机两科，又作出不准设立此前已批准的水利、纺织、化工三个工程系的决定，由此引发了交通大学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护校运动”。

　　黄旭华觉得，腐败的国民党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希望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办事情的廉洁政府，是不行的。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高涨的年代，黄旭华在汇聚进步青年的“山茶社”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他在“山茶社”受到革命力量的感染后，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1948年冬，黄旭华正式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在“护校运动”中，他在行驶的列车上振臂疾呼，指挥大家唱着《国际歌》和《马赛曲》，也曾在大逮捕的惊险时刻与特务机智周旋，先后两次躲过逮捕。

　　在交大做地下党员的岁月，对黄旭华来说隐秘又紧张。他在文艺活动中是个活跃分子，在其他的活动和场合中又要保持低调，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1949年春，黄旭华被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加入党组织，并在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

　　第三期

　　黄旭华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被调入3044am永利集团工业管理局工作。1958年，他响应国家海洋国防安全号召，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探秘深海。此后的三十年间，黄旭华隐姓埋名，在惊涛骇浪中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黄旭华（右一）在“406”号弹道导弹核潜艇前的留影

　　01 结缘核潜艇，开启深潜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黄旭华被调入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3044am永利集团工业管理局工作，担任该局设计处总体组副组长，从事民用3044am永利集团总体设计工作。1954年6月，他又被分配到3044am永利集团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扫雷艇与猎潜艇科，从事苏联军用潜艇的转让制造。

　　这项工作既给了年轻的黄旭华施展所学才能的机会，又让他幸运地遇到了后来与其携手一生的上海姑娘李世英。当时，在设计二处，李世英给苏联专家担任俄语翻译，黄旭华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技术，李世英成了黄旭华和苏联专家沟通的桥梁，二人在日常工作中渐渐产生了好感，慢慢发展成恋人关系。1956年4月29日，黄旭华与李世英在上海结为连理。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1958年7月，在聂荣臻呈报的绝密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后，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3044am永利集团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开了核潜艇研制的序幕。

　　同年8月，我国第一个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正式上马。就在这个月的一天，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没说什么任务，也没说去多少天，到了北京上级机关后才知道，他被抽调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

　　1959年，毛泽东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这句话掷地有声，曾让一代核潜艇研制工作者心潮澎湃。

　　对于这句话，黄旭华有这样的理解：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下定决心，一定把核潜艇搞出来。同时，他深知自己这一生与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内心下定决心，要把余生奉献给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这一辈子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

▲黄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然而，以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基础能力和工业制造环境，要造核潜艇，谈何容易！在学习造船专业的黄旭华头脑里，不仅对核潜艇很陌生，连核潜艇究竟长什么样儿也一无所知。研制最为神秘的核潜艇，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任何参考资料。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去摸索。等是等不来核潜艇的，只有迈开步伐去闯。

　　02 隐姓埋名白手起家搞科研

　　黄旭华与同事们带着“三面镜子”进入核潜艇研制起步阶段：用“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用“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用“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从而拼凑出核潜艇的最初轮廓。在核潜艇设计之初那个年代，别说计算机，就连手摇计算器都没有。黄旭华他们愣是靠扒拉算盘珠子和拉计算尺，完成了数十万核心数据的计算，这在今天真是难以想象。即便在试验条件和设计环境已经非常优越的当今，黄旭华还在向年轻的科研人员传授这一简单易行的经验，这既是进行传统教育，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方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零零散散的数据和资料，通过黄旭华他们的分析与研究，逐渐被拼接出核潜艇的大致模样。对于这些从未亲眼见过核潜艇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绘制出的核潜艇模样跟真正的核潜艇还有多大差异，行不行得通，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黄旭华的心里仍旧没有底。

　　幸运的是，有人从国外带回来两个“华盛顿”号核潜艇模型的儿童玩具，这让核潜艇研制团队如获至宝。模型掀开后，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设备模型，让黄旭华没想到的是，玩具模型竟然和他们凭着零零散散的资料、完全靠想象画出来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这让黄旭华在迷雾中看到了希望。

　　在核潜艇早期研究与设计阶段，黄旭华表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充分肯定。1961年11月，他开始从全局上领导和组织核潜艇的总体设计与研究工作。

　　研制核潜艇的国家使命没有给黄旭华太多与家人相聚的时间。1957年，在黄旭华与李世英结婚的第二年，他们的大女儿黄燕妮出生。1958年，他被调去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直到4年后，李世英才被组织调入北京从事核潜艇研制资料搜集工作，随后带着大女儿黄燕妮迁至北京，他们的小家庭才得以团聚。黄旭华每次回家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偶尔有几次，在家只待了2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不得不告别家人，回到核潜艇研制工作中。

▲1975年，黄旭华一家在葫芦岛的合影

　　03 “三步并成一步”： 采用水滴线型方案

　　1965年，在率先建造攻击型核潜艇还是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争议中，中央专门委员会明确先建造攻击型核潜艇。这个重要的研制方向确定以后，就要面临首艘攻击型核潜艇艇型的选择了。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水下导弹发射场、浩渺海底城堡于一体的庞大工程。中国核潜艇的形状是采用常规线型还是水滴线型，一度困扰着黄旭华。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艇型是“水滴线型”。水滴线型的艇体，每个切面都是圆形，艇体与海水的摩擦面积最小，在深水中的稳定性好，水下战术技术性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在世界上这种水滴线型成为核潜艇艇型的最优选择。

　　然而，这种艇型对技术要求极高，美国研制核潜艇采取“三步走”方式，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的常规线型，同时建造一艘常规动力的水滴线型潜艇，在此基础上研制出水滴线型核潜艇。我国在研制核潜艇过程中，是要分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直接建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水滴线型核潜艇，在研制人员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很多研制人员主张，先尝试设计制造出常规线型的首艘核潜艇，等积累一定的成熟经验和有了一些技术条件后，再去设计制造水滴线型核潜艇。

　　在首艘攻击型核潜艇的艇型之争中，黄旭华在大量试验和论证基础上大胆提出“三步合并为一步完成”，在探索确定核潜艇方案之初，就选择了难度大但具有超前意识的水滴线型艇体。

　　在这场争论中，聂荣臻指出：“（第一艘核潜艇）不要采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此后，采用水滴线型的方案，在研制人员中达成一致。

　　这场学术争论，使得广大科技人员能够集思广益，一些不易发现的尚未完善的技术问题，在争论中逐渐浮出水面，推动了水滴线型方案的进一步完善。他们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在取得一定试验数据，验证了艇体方案的可行性之后，直接以水滴线型核潜艇为目标开展研究、设计。

　　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锲而不舍、奋勇前进，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三无”条件下，立项3年后开工，开工2年后下水，下水4年后正式列装，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研制出第一艘水滴线型核潜艇，创造了世界核潜艇研制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1970年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中国海军翻开了拥有核潜艇的崭新一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第四期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我国一代年轻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者不畏艰苦的牺牲和付出，完成了看似遥不可及的任务。我国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至少要用三十年才能走完的核潜艇研发之路。如今，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已经退役，但年逾九旬的黄旭华依然在为核潜艇事业忙碌着，他常常抽出时间整理办公室堆积如山的资料，为年轻的科研人员答疑解惑。他的愿望是，让新一代核潜艇人在国防重器发展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创举。

　　01 “花甲痴翁”亲历深潜试验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我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但核潜艇是否能够形成战斗力，必须经过核潜艇深水试验关键环节，包括极限深度下潜（深潜试验）、水下全速航行、大深度发射鱼雷三项试验。1988年，“长征4号”核潜艇承担了这次试验任务。

　　在三项重大深水试验中，深潜试验是风险最大、最为关键的项目，也是水下全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的先决条件。深潜试验是考核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性，在核潜艇深水试验中最富风险性和挑战性。

　　“核潜艇的艇壳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0千克的压力，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1988年4月29日，是中国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的日子。在试验开始前，参与试验的几个艇员偷偷给家里写了信“万一回不来，有未了的事情，请家里代为料理”；还有的艇员拍了张“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可以作为最后的留念。一股悲壮的气氛，弥漫开来……

　　紧要关头，六十多岁的黄旭华决定登上核潜艇跟艇员们一同下水。平时不善言谈、慈眉善目的黄旭华，在核潜艇下潜前，神情激奋地对参试的100多名登艇人员说：“开展极限深潜试验虽然有风险，虽然不能作绝对的安全保证，但我对艇上所有设备、材料都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我决心与你们在一起！”这不仅是对全体艇员的极大鼓舞，更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心。

　　4月29日，深潜试验开始了。30米、50米、100米、200米……核潜艇不断向大海深处下潜、再下潜，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异常声响。核潜艇受海水强大压力的挤压，如同用手紧握一枚鸡蛋。随着水压增大，核潜艇随时会有像蛋壳破碎般的风险。黄旭华表情平静、指挥若定，内心却高度紧张。核潜艇又接着20米、10米的下潜，终于到达设计下潜的极限深度。黄旭华与全体艇员凭借魄力和胆识闯过了这道生死关，中国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取得成功！

▲黄旭华（后排左一）同参与深潜试验的科研人员合影（1988年4月30日摄）

　　由此，黄旭华也成为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登艇参加极限深潜试验的第一人。当核潜艇完成极限深潜试验浮出水面后，全艇群情沸腾。黄旭华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即兴挥毫赋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长征4号”首次深潜试验成功后，于1988年5月13日，水下全速航行试验取得成功；5月25日，大深度鱼雷发射试验也顺利完成。两次试验中，总设计师黄旭华作为指挥小组成员，在水面舰艇上参与决策指挥，亲眼见证了全部深水试验的圆满成功。

　　1988年9月15日，平静的海面冲出喷火的巨龙，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海空，这是潜藏在大海深处的核潜艇进行发射导弹试验。太平洋预定海域传来导弹准确落入的捷报，黄旭华止不住热泪盈眶，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中国第一代导弹核潜艇完成了全部试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海军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略性军种。

　　试验成功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设计师彭士禄，任总设计师黄旭华、副总设计师黄纬禄和赵仁恺在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核潜艇前合影留念。这张难得的合影中，四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笑容里凝结着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与日夜攻坚，也包含着数不清的屡屡受挫与惊心动魄。这是他们的胜利时刻，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核潜艇研制人员的光荣时刻，更是我国拥有水下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时刻。

　　1985年年初，黄旭华因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中作出重大贡献被授予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一年后，他荣获“中国3044am永利集团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称号。然而，在报纸发表时，其他劳模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在当时他的照片还处在保密时期。

　　02 “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黄旭华把一生交给了国家的核潜艇研制事业，在他追求这份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家人的爱与理解从来都是形影不离。这伟大的爱与理解，既来自母亲与兄弟姐妹，也源于妻子与女儿们。

　　黄旭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他已经去世的母亲，声音总是会突然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悲伤。

　　从1938年黄旭华离家求学，到1957年出差广东时回家，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不能告诉母亲他的工作性质。想不到这一别竟是30年。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1987年，黄旭华把《文汇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了母亲，这是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他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他的名字虽然没有在文中出现，但因为写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亲瞬间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至此，家人才明白这么多年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之前对他的抱怨和误解才逐渐消除。

　　1988年，黄旭华回到了阔别30年的广东老家，93岁的老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只不过，离家时一头黑发的他，归来时已两鬓斑白。

　　有人问他，这么多年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甚至无法见上一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黄旭华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黄旭华心中对家人的爱与理解充满了感激，但他又是一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在大女儿黄燕妮眼中，黄旭华却是一位很重感情的父亲。他爱孩子，也宠孩子。他亲手为女儿们制作风筝，带着女儿们放风筝。冬天，他会找来一个小木板，底下固定两根铁丝，制作成一个小滑冰板给女儿们玩。过年的时候，他带着女儿们堆雪人，逗女儿们开心。

　　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家人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团聚时间，共同经历着小家庭与大国家的种种变化。而始终不变的是，带有仪式感的家庭音乐会，让他们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能分享团聚时的其乐融融，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幸福。

　　03 年逾九十“潜”心依旧

　　黄旭华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平凡，常说自己是“大海中的一粟，只是在工作岗位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已”。20世纪90年代，有媒体称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对此坚决反对。1995年他写了篇文章《我不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在他心里，核动力专家赵仁恺、彭士禄，导弹专家黄纬禄，都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大力协同工作才有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1959年，在听到毛泽东同志“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指示时，黄旭华在心里发誓：“这一辈子我鞠躬尽瘁，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其他的事情都不在话下。”

　　时至今日，黄旭华仍在坚守这个永恒的誓言，依然怀抱着梦想，梦想着中国核潜艇更上一层楼。

▲黄旭华在办公室

　　1994年，黄旭华被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如今，这位已经年逾九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八点半走到办公室，开始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来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他希望把这些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留给下一代核潜艇研制人员。

　　据黄旭华的大女儿黄燕妮介绍，中国核潜艇的研制事业，从最初到现在，半个多世纪里，很多人最开始投入进去，有后来参与进来的，也有干到一半走了的，父亲却从头到尾干到底。

　　回望自己赫赫而无名的一生，黄旭华的话掷地有声，一如以往，“从1958年开始核潜艇研制工作，我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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